在“网络犯罪解释”公布以前，学界对于“明知”的探讨存在多种理论争鸣，也正因如此，实务界对于帮信罪的认定仍极为谨慎，这种谨慎体现在 2019 年“网络犯罪解释”公布前几乎没有帮信罪的判例。

而“网络犯罪解释”几乎直接确立了“推定明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规则。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该条以此确立了推定明知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存在但书“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但在实务中，这条但书条款基本处于无用的状态。

飒姐团队认为，必须明确“网络犯罪解释”第十一条“但书”的意义。确立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的性质及证明标准，以实质性激活该解释第十一条“但书”的规定。首先，对于“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定允许被告人对于“推定明知”提出反驳。那么这种反驳究竟是被告人的权利，还是被告人的义务？

对此，飒姐团队认为，对于“推定明知”的反驳，并非被告人的义务。

“明知”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换言之，被告人并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的义务，否则对于被告人的证明责任要求就会过于严苛，在我国司法环境之下，无疑相当于将“但书”作为无用的花瓶。换言之，但书条款规定的对于“推定明知”的反驳，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抗辩权，该抗辩权的行使不需要达到使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或言之不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该抗辩只要能够哪怕稍稍撼动法官内心的确信，公诉方就必须相应提出更为充实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否则推定明知就不能成立。

要激活 “但书”条款，就要先完善司法审查流程。

当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后，司法机关应立即启动专门的审查程序。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让被告人有充分机会阐述证据来源及证明目的，同时要求公诉方对被告人的证据进行针对性回应。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要秉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全面、细致地考量被告人的证据，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例如，对于被告人提供的与业务往来相关的合同、通信记录等证据，法官应结合行业惯例、交易背景等因素综合判断其真实性与关联性。

帮信罪的 “推定明知” 规则依然是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但书” 条款的虚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飒姐团队认为，只有通过重新审视其意义，从完善审查流程、强化权利告知到引入专家辅助制度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让 “但书” 条款真正发挥作用，实现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为构建更加公正、法治的网络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希望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帮信罪的认定能够更加科学、合理，让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与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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