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游戏 APP 还是社交 APP，绝大部分都会把不同国家 / 地区的人群区分开，针对不同国家 / 地区的人群，有着不同的 APP 安装包，各国家 / 地区也不互通。这是因为从 APP 合规的角度出发，面向海外用户提供服务的 APP 开发者，通常会综合自身的业务特性和当地的监管要求，采用不同的本地化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分服”。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国，具有社交舆论属性的 APP，应当遵循我国境内的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策略，信息内容应当符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虽然其大部分内容已经被前者覆盖）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具有社交舆论属性的 APP 应当严格遵守信息治理义务，对违法信息（如歪曲、丑化英烈的信息、损害国家荣誉、利益的信息）以及不良信息（如使用夸张标题的信息、带有性暗示的信息等）应当依法治理。

但是由于各国文化、政治背景的不同，海外用户，尤其是从未在我国生活、工作过的外国人，很容易忽略上述有关内容审核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不采取“分服”制度，采取地球村式的一锅炖策略，那么 APP 内容治理者就必须面向所有用户（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进行内容治理，这显然大幅增加治理成本。

除了内容治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面向食品、药品或一般商品的广告监管等政策上也千差万别。还是以“国服”和“国际服”举例，小红薯除了具有社交功能属性外，其还是个实打实的电商平台。而在我国从事电商业务的，必须遵守《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的一系列规定。

就拿《广告法》来说，各位老友在刷视频的时候都会发现所有的“最好”都会被替代为“蕞吼”，而且电商广告中也不会出现“第一”等用语。这是因为我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广告不得使用“最佳”“最高级”等用语。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用语，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不禁止，不仅不禁止，甚至在广告中非常常见。如果不进行“分服”操作，对不同国家 / 地区采取不同的本地化策略，那么就会极大增加电商业务的治理成本，而且大大增加合规风险。

以上还仅仅是内容治理的差异，各国在数据传输、个人信息保护等各个方面的监管都存在极大差异，这些都是“分服”操作的必要因素。

当“国服”和“国际服”的帷幔被彻底掀翻后，APP 运营者不仅可能面临国内监管的巨大成本提升，也有可能触碰到“难民”所在国的法律监管的触角。

实际上，近年来世界各主流国家都在完善自己的数据监管法律，各国对数据传输监管的统一特点就是“宽进严出”。即鼓励从境外获取数据存储在境内，同时严格限制境内的数据流向境外。

举例而言，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定的数据出境的行为总体上指的是在 APP 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传输、存储至境外，或者存储在境内但是境外的主体能够查询、调取、下载、导出。而对于 APP 在境内运营中收集的境外的数据，存储在境内的，则不受监管。

换言之，小红薯收集“洋抖音难民”的个人信息，并将其存储在境内，于我国的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而言是不受禁止的。但是此举却有可能触发美国、欧盟等国家 / 地区的数据监管规则。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就明确对于欧盟成员国公民数据存储在他国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规定。

实际上，世界各主流国家都有着自身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一旦打通了“国服”与“国际服”的帷幔，那么就必须面对数据本地化要求带来的风险。于我国而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的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在中国境内存储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这意味着如果小红书允许外国用户使用其平台，必须确保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在中国境内存储和处理，否则就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而其他国家 / 地区也会有同样的数据本地化规定，这就直接导致 APP 运营者面临两难抉择，而两难抉择往往意味着高度的合规风险。

还是那句话，我们既对世界人民大联欢的盛景感到欢喜，也应当提醒各位互联网从业者注意相应的政策风险。直白来说这次的“洋抖音难民”事件本身就是一件很少见的突发情况，后续监管的方向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监管向着更严格的方向发展，势必会增加 APP 的合规治理尤其是内容治理难度，我们期盼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化 APP 的诞生，也期待合规路径会愈发明确、愈发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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